(来源: 新华网)

端午未到，纷争又起。这一回不是和韩国人争“申遗”，而是争到底是祭祀谁？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抑或是祭祀别的什么人？有人生拉硬扯，说纪念伍子胥是一种“复仇文化”（见5月24日《青年时报》）；有人就调侃说，那么，纪念屈原则是一种“自杀文化”（见5月25日《江南时报》）。尽管这不过是作者一时“横生出一点恶作剧的念头”，但是毕竟表现出一种对“端午文化”的认知。我当然不能同意这些说法，而且我还疑心，就是口头如此表述的人，其实内心也并不见得当真相信这些说法。但是，我觉得，认真研究一下“端午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现在相当必要。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出现多少无知妄说。

    “端午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我看，既不是“复仇文化”，更不是“自杀文化”。它有自己数千年发展起来的文化内涵。加以挖掘，对治疗当代人的偏执病，可能大有好处。


举例来说，“端午文化”首先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民俗文化。端午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是否一开始就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这些问题，自有专家研究，民众并不需要等待一个标准答案，才能拿到过端午节的门票。观察各地的端午节，从来就有各自的内容。湘江流域纪念屈原，苏州地区纪念伍子胥，浙江一些地方纪念曹娥，别的地方或许另有其他说法，这有什么要紧呢？大家从来就是相互并存，端午节也因此过得丰富多彩。从来没有你死我活的纷争，也从来没有惟我独尊的专横。不狭隘，不偏窄，不具有排他性。民俗是什么？民俗从来就不是皇上颁布的口令。老祖宗传下来，说法越来越多，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什么必要非得统一标准，弄一个“正宗”端午节呢？


同时，“端午文化”是一种参与性很强的赛事文化。它并不规定，什么人可以过这个节日，什么人就不可以过这个节日，谁都能够参与。钱多的，是钱多的过法；钱少的，也有钱少的过法。与农事的关系，它也调节得很好。民间有所谓“忙端午”、“闲端午”的说法，就体现着这种调节。有人说，端午节祭祀屈原，屈原是爱国诗人，所以端午节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就是爱国文化。我欣赏这种努力，但是并不觉得这是端午节的惟一主题。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端午不仅是吃粽子、喝雄黄酒，而且是一个组织龙舟竞赛的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爱好的体育运动，也是他们能够亲自参与的体育竞赛。这种赛事活动其实是民间健身运动的雏形。它在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延续的历史之悠久，令人惊叹，也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总之，“端午文化”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它的多样性、发展性，人们有目共睹。有人弘扬它，固然热热闹闹；有人扼杀它，也难斩草除根。它顽强的生命力，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魄。以我的孤陋寡闻，就在20世纪之中，至少曾经发生过两次对它的“禁止和打断”。一次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陈洵1921年端午节后写过一首词《西平乐》，小序云：“竞渡吊屈，废且十年。今年三月廿八日，江上忽见旗鼓。居人走告，惊若非常，意既不解，则以为岁时风物之异而已。”

大意说，端午节赛龙舟怀念诗人屈原，这种活动已经停止10年。今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江上忽然看见旗鼓喧天，居民奔走相告，惊喜得不同寻常。刘斯翰《海绡词笺注》云：“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作端午竞渡，以迄于今（1921）。”另一次在上世纪60年代。2004年7月26日《大公报》发表邵燕祥《端阳的尴尬》，邵先生说：“尴尬的是，我们大陆从1949年起不但要‘破除迷信’，而且要‘移风易俗’，民间的风俗，民俗的节日，至少是淡化处理……人们过端午、中秋，只是因为‘习惯的势力是顽强的’，也简化到只是吃粽子、吃月饼了。”

他说：“在那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下，横扫一切，稍有违抗‘格杀勿论’，多少有形的国宝毁于一旦，谁还管得了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何况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新年春节没有废除，但强调要过‘革命化的新年’、‘革命化的春节’，而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无革命化之可言，也就不在话下了。”看看这种“经过暴力的禁止和打断”的端午节，今天竟然过得这般有滋有味，可见，它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在5月25日的“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问时，特别提到了要重视对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的保护，也提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经列入2007年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这消息让人大感欣慰。笔者个人感觉，这意味着除政府为此要做的工作外，我们学界的朋友，还应该为此多下工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与此密切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说的保护，并不是过去人们一提“保护”就常常想到的“不让人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二条，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缔约国”的定义解释，其中写道：“‘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对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很显然，公约中对“保护”的完整含义的解说，有助于我们走出过去对“保护”的片面理解的误区；同时，“研究”也就躲不过它不能不担当的关键责任。因为如果没有“研究”从而得出的对该种遗产深入的合乎科学、合乎历史的准确认知，那么如何来“确认”、“立档”，如何来“保存”、“保护”，如何来“宣传”、“弘扬”，又如何来“传承”和“振兴”呢？

然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对遗产的研究与认识还很不够。就说马上就要来到的端午节。一到端午节，几乎年年都可以在报纸上读到端午节是源于纪念屈原之类的应景文章。作者们没有说，甚至也没有想一想，这个节日为什么要叫“端午节”？再说，除了南朝梁人吴均所撰《续齐谐记》（“齐谐者，志怪者也”）是此说最早来源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直接验证。但是由于屈原的人格力量、屈原爱国精神的历史教育意义，所以闻一多先生说，“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然而可惜的是，闻一多先生又将端午节附会为“龙的节日”，从而又为这个节日蒙上了一层新的迷雾。他列举了“彩丝系臂”、“守宫”、“龙舟”等节事节物来论证这个问题，然而除“龙舟”外，其他几项在端午节中都没有什么重要地位。

笔者喜爱屈原，也研究楚辞，更敬佩闻一多先生，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要承认我们端午节是起源于“纪念屈原”或“龙的节日”。我国的龙舟，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如果读一读屈原的《九歌》（有研究者认为屈原只是改编加工，其中写到龙舟的《湘君》，就是一次对湘君的悼念活动———在屈原活着的时候，也无龙神），一切都明白了。更何况端午节的众多名称（端午、端阳、天中、天长、朱明、重午、重五、恶日、浴兰等等），和众多的节俗、节事、节物，都不是屈原说、龙节说，以及伍子胥说、介子推说等所能够解释的。

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流，支流，它们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的端午节。但是，对中华民族的端午节，我们却必须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切的认识才行，而且有必要、有责任去努力探索端午节的源头。

    看来，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遗产，还需要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条“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实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二十七条的“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所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与尊重。”

说的不错

2008年06月05日 来源: 南方日报

　　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节首次有了公共假期,但是它所面临的“老问题”却是“春风不改旧时波”。就像有民俗专家担心的,端午节别成了粽子节。参照其他传统节日的共同命运,端午节却是不成为粽子节也难。

　　任何一个传统节日即使其内涵再丰富,都不大可能完全适应于当代,对应的文明时代毕竟不同。可惜,现代人什么都忙忙碌碌,偏偏把自己独具风格的文化特质丢去了一边,不仅没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而且更没有为之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得庆幸节日好在还能跟吃联系起来,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除夕夜则来个集大成,痛痛快快地海吃一顿。因为那一天“该”吃的东西还有点特色,传统节日才暂时没有完全告别我们而去。那么,端午节来了,除了做做粽子文章,还做什么呢?恐怕也做不出别的。龙舟当然也要划,但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表演,失去了原初那种发自内心的民间娱乐活动的味道。当然,很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广州久负盛名的猎德龙舟今年“依旧畅游猎德涌”,但随着猎德村的被拆,昔日“百舟齐发”的热闹场面大概一去不复返了。所谓城市化,一定程度上在以传统文化的式微乃至消亡为代价。

　　传统节日只剩下吃了,于是笔者开头所说的“老问题”就来了,动粽子的脑筋,基本上成了唯一可动的脑筋,看谁的招术多一点而已。今年最大的事情是北京奥运,商家们自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北京的一些商家近水楼台,“赋予粽子新的概念”,而这所谓新概念,其实就是人人都本能可以想到的“奥运元素”。所以,他们推出的奥运“火炬粽”、“福娃粽”,尽管美其名曰“给粽子以贵宾级待遇,使其成为节日期间访亲送友者首选的礼品”,但大抵没有跳出“买的不吃,吃的不买”的窠臼。虽然一套五个“福娃粽”价格在50元到100元不等,但比起过往那些——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的“天价”得不知该叫什么的东西,应该还是划算的多,还不至于把想吃的人们吓跑。

　　在管理的层面上也是一样。除了几个专家在那里循例放炮,该这样或者该那样,拍板的部门想到的却是制订粽子国家标准。这个媒体聚焦的热点去年就在吵吵嚷嚷了,现在看来,出台的速度最快也得指望明年。其实,粽子的行业标准早就有了,可能是它不能“使执法检测更有科学依据”吧,当它没有。但这是振兴端午的首要发力点吗?恐怕不是,弄这个东西好入手,算是做了实事罢了。馒头国家标准一度沦为笑柄,但愿粽子标准不会步其后尘。但粽子的国家标准即使出台,非常完备,中心围绕的仍然是端午节“吃”的问题。所以我常常想,在端午申遗问题上我们败给了韩国的端午祭,不要老大的不服气,真得认真检讨我们究竟输在哪里。否则,我们别的什么节日将来被人家“抢”了去,也只有眼睁睁的份儿!

　　端午节向何处去?有的专家说让它成为“全民的卫生防疫节”,还有的说可以“借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莫衷一是。端午节可不可以不承载什么尤其是那些重大使命?可不可以回归到单纯的只是令精神得到寄托的真正节日?可以。不过,端午节如果只是做粽子文章,在年味儿尚且淡了的今天,其沦为食品节——连美食恐怕都谈不上,也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数千年发展起来的文化内涵，太深～ 不管怎样，记得吃粽子！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冯骥才先生写了一套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书籍《我们的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的节日丛书”包括了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冯骥才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大家过好我们的节日，保持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为了今天，更为了明天。”

（2008-06-10）《联合早报》

文/ 郑汉扬

　　我阅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9日刊登的彭世灼先生的《从端午看传统文化传承》，对于中华传统节日有些感触。
　　我是一位青年专业人士，周遭的朋友都是年轻人居多。可以相当肯定的说，新加坡华族的年轻一代对于传统节日的情怀肯定是非常淡薄，有些甚至是否定庆祝传统节日的必要性。

　　按新加坡华族宗乡总会早期的一本刊物，华族八大节日是: 春节、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及冬至。拿刚过的端午节，有几位朋友便在不同时候对我说过，纪念一个投河自尽的屈原(有些朋友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的节日有什么好庆祝。自古以来，为国家牺牲的人那么多，为何又要纪念他呢?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社会所注重的节日的变化，我们便能看出那个社会对于某种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近至八十年代早期，新加坡华人每逢传统节日还是会庆祝的，但这二、三十年来，最热或最酷的节日已经是耶诞节和卫塞节，连农历新年都暗淡了许多，街上的庆典挂饰也稀稀落落了。

　　以当代角度来看，要庆祝不庆祝一个节日，全是个人的自由。我不能否认这一点，但节日是文化的最外在体现。如果我们有一天都丢了，那么我们的文化底蕴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