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拳产生与形成的文化基础
文/王开文 来源：《中华武术》
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往往漠然置之，似乎感觉自己熟知的事物本该如此而无庸置疑。试想一个拳种的源起为何以一种昆虫——螳螂冠名?面对这样简单的问题，恐咱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l若仅以此拳源，出手模仿螳螂捕蝉为解，也难以敷衍塞责。螳螂拳的产生尽管有它自身的偶然性，但其必然与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保持着无法割舍的密切联系。只有抓住螳螂拳产生的文化基础，才能够从根本上了解它、理解它、研究它和表现它。不然，我们将怎样像螳螂之形，、取螳螂之意呢?
螳螂，古汉语亦作“螳曩”或“螗娘’。它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活动灵便，触角丝状，、胸部细长，翅膀两对，前脚如镰似斧。螳螂属于肉食性昆虫，食虫范围广泛，食量也较大，且凶猛好斗，同类之间也时常出现大吞小、雌食雄的相残现象。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述螳螂的身姿和习性的，“螳螂，骧首奋臂，修颧大腹，二手四足，善缘而捷，以须代鼻，喜食人发，能翳叶捕蝉”。
螳螂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别名。如西汉杨雄《方言》：“螳娘谓之髦，或谓之盯，或谓之芊芊。”晋郭璞注云：“沛鲁以南谓之螳曩，三河之域谓之螳娘，燕赵之际谓之食尤，齐杞以东谓之马谷。江东呼为石螂，又各龅肱。”又云：“兖豫间谓螳螂为巨斧。”巨斧，又作拒斧。《说文》亦云：螳螂“一名析父”。清段玉裁注云：“忻本作斫。螳娘臂有斧，能斫，故曰斫父。今江东呼斫郎。”而它又被称为“敷常”“莫貌”“刀娘”等等。小小一个昆虫，竟然会有如此之多的称谓，实乃出人意料。通过这些纷繁的名称，我们足以相信，螳螂的体貌特征和生活习性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和掌握。
螳螂的名称远非仪限于此，它还有一个美妙绝伦的名字，叫作“天马”。宋罗愿《尔雅翼·释虫二》云：“螗娘，世谓之天马。盖骧首奋臂，颈长而身轻，其行如飞，有马之象。”螳螂获此美名，显然得益于它才貌出众的身婆和休能。那么在众多的名称当中，何又统称为螳螂呢?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释虫》语云：“螳娘两臂如斧，当车不避；故得当郎之名。”可见螳螂之名受到了“当郎”的强化，音谐而意近，极易让人联想起“螳臂当车”这—神话般的传奇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出猎；有一只螳螂举足欲搏其轮，齐庄公见状问其御者：“此何虫也?”御者回答：“此所谓螳螂者也。此为虫，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齐庄公听后感慨地说：“此为人；必为天下勇武矣!”于是回车而避之。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齐庄公避一螳螂，而武勇归之”，(《淮南子，人间训》)。也有人认为见螳臂挡辙而回车者，原系越王勾践，故晋代郭璞特作《螳螂赞》，颂之曰：“螳螂飞虫，挥斧运臂，当车不回，勾践是避。勇士致毙，励之以义。”齐庄公或越王勾践的不经意之举，竟然获得意外的收获。他们敬重螳螂的义勇，却令天下的，“武勇归之”，这能不是一种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天性无畏的“螳螂”与舍生取义的“勇士”被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究竟是天意的撮合，还是智慧的光芒?
其实，螳螂这种勇武不惧、一往无前的品行早巳为人们所认知。远在先秦时代，“勇武之士”已作比为“螳螂武士”以致成为其代名词，这在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中就有所体现。我们可以畅想，春秋列国争霸之时，隆隆车战上的螳螂武士“以纵击横” “陷坚阵，败步骑”(《六韬·虎柏》)的举动是何等的威武洒脱，奋勇搏杀的场景是何等的宏伟壮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螳螂”俨然成为了“勇武精神”的象征。
螳螂的人格化和神圣化，说明螳螂思维已现雏形。当然，象形取意；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是多元性的的。人们在远取诸生、近取渚物的过程中，又寻绎着另一条途径以求得自身发展的完美与自由。先秦时代即已成型的导引术就是有力的佐证，两汉时期又成为其重要的发展时期。我们惊奇地发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图》44术势和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引书》36术势中各展现着一幅模仿螳螂的形象，说明人们对螳螂形象的模仿由来已久。但那时人们仿生导引的目的是为了养生保健，与螳螂拳的形成还相距甚远。
然而，在众多的有关螳螂拳起源的传说中都是围绕着对“螳螂捕蝉”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模仿展开的。细观螳螂捕蝉之时，它超枝缘条，曳腰耸距，举吻欲哺，搏而取之。动作轻巧，镇定自若。正当“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宋陆佃《碑雅》卷十一《螳琅》)。奇巧的是，螳螂“惟捕蝉时有进退之势，余则知进而已”(宋罗愿《尔雅翼，释虫二》)。螳螂捕蝉，进退有度，战而胜之，这能不成为人们从中悟出拳术之动静疾徐、攻守进退、刚柔虚实等技法特点的理由吗?
螳螂两臂有如巨斧，挥舞运转，所向无敌；四足站立坚毅稳固，攻守得当，进退有度。尚且善缘而捷，动作迅速。“螳螂捕蝉”势在必得，“螳臂当车”英勇无畏，为世人所敬仰，而“螳螂武士”的勇武精神更是人们着意模仿的对象。螳螂拳取螳螂之移，象螳螂之意，心领神会，体用兼备；螳螂拳的产生与形成固然有其自发性的偶然性，但其必然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的螳螂思维密切相关。这天是螳螂拳象形取意之思想源泉。
螳螂拳“梅花”“太极”“七星”等几大流派的形成，除了历史变迁和社会氛围的外部因素，也包含着人们争相标新立异的主观因素。“梅花”向心，暗喻此是正宗，乃为直系；“七星”以魁为首，亦含此意；“太极”学说至高无上，无与伦比；他们都是从传统哲学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依据，以及适合于自身继续发展的思维空间。这究竟是创意者们的无意巧合，证是彼此间心照不宣的结果?
历经数代先师的不懈探索，螳螂拳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不断得以充实和提高。螳螂拳谚有语云：“神功得之有象处，意存妙在无念中。”言明此拳精心于象形，而不受特定因素的限制。历代螳螂拳名家也正是寻绎着这样一条主线，逐步扩充和拓展着螳螂拳的理论内涵和技术外延。艺术的境界存乎于似与非似之间。任何偏于一隅的做法势必为其所累，而被迫丧失螳螂拳的本质特征。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将一味地模仿螳螂、究迫形似的表演方式称之为“螳螂戏”或“螳螂舞”的原因所在。同理可证，单纯地追求实战而忽视和抛却螳螂象形的做法，同样有违于螳螂拳的创意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