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震海（2008-05-05）


　　一代文化大师柏杨于4月29日逝世，享年88岁。柏杨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杂文家，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足以刻划他之所以成为柏杨的特质：那就是深藏在他血液深处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柏杨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原因就在于他以辛辣、刻薄的笔调，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国文化中的某些负面元素。

　　关于中国的国民性格，19世纪末的文化大师辜鸿铭曾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国民性格有三大特点，即深沉、博大和淳朴；但中国人也天生缺乏抽象和理性思维的传统，中国人就像孩子般生活在他的心灵世界中，用心而非用理性去感知这个世界。

　　柏杨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批判没有辜鸿铭那样深刻，但却较辜鸿铭更为尖锐，因而也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辛辣文风发人深省

　　虽然柏杨没有为如何解决蔓延中国精神世界的这些弊端指出一条出路，但他的辛辣的文风，在今天读来还是发人深省。当我们读到下面这些字句时，至今我们的心灵还是会发出些许颤抖：

　　“我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样的一个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多种可怕的特征。”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更喜欢讲毒话……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

　　“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性格，如此这般狭隘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

中国人如何跳出单纯情绪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西风波的渐趋平息，一些深层的问题及其思索正在发酵。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当西方的文化傲慢遭遇东方的历史悲情，问题往往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对东西方的人们而言，未来都须继续对话以尽可能缩小彼此差距。

　　如何理性处理历史悲情，使之作为民族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健康的原始动力，而不是仅停留在狭隘、情绪的层面，则显然是未来中国民众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此次的中西风波中，人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民众以其质朴的民族感情表达了对西方傲慢的愤怒，客观上让西方世界听到了来自华人的声音，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些质朴感情的表达还基本停留在较为肤浅、情绪甚至狭隘的层面。因此，原本正当的民族情绪的表达，并没有完全起到正面的效果；相反，一些诸如在韩国首都首尔发生的中国学生暴力行为，客观上又成为中国形象的负资产。

　　另外，风波发生之后，因风波而拒斥西方整体，以及因西方问题而拒绝反思自身等现象，均无不折射了中国国民尚无法跳出单纯情绪，以更宽广的胸襟和宏观的视野来审视中西之间的矛盾。

　　造成这一原因的因素，既有中国物质和精神现代化发展仍未达到相当水准，从而导致国民认知水准相对滞后的因素，同时也有——如柏杨先生所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上述两者之中，物质和精神现代化及其导致的国民认知水准，相对而言只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则是一个更为困扰的难题。在这方面，无论是辜鸿铭还是柏杨，都只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没有开出药方。在这方面，柏杨走了，但国人的困惑和思索却仍将继续。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来源：《联合早报》

别了，柏杨

2008-05-04 09:35:08    来源: 综合报道

柏杨魂归故乡 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等著述闻名华人世界的作家柏杨，于4月29日1时12分在台湾耕莘医院病逝。89岁高龄的他，自今年2月24日因吸入性肺炎住院，后因全身多处脏器出现衰竭，在昏睡中平静去世。当天下午，两份分别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名义发出的唁电已转给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唁电评价：“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及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一大损失。”　　　　　 （江胜信） 至珍收藏赠大陆 病中犹念回故乡 “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柏杨研究中心总干事周明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在台湾与柏杨见面时，老先生所说的这句话。周明与柏杨夫妻有着20年的交情，柏杨向现代文学馆捐赠56箱文物文献资料也是他一手促成的。4月29日，听到柏杨去世的消息后，他接受了媒体的电话采访。 真情打动柏杨夫妇 2006年夏，柏杨妻子张香华与周明通电话时说到，近年来柏杨的健康每况愈下，几进几出医院，医院甚至发过病危通知。她因此十分忧虑柏杨的手稿、信件、藏书及收藏字画等在其身后该如何处理。周明便向她提出，不如把这些东西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张香华听后，并未立刻答应，表示要跟柏杨商量后才能决定。 当时希望接受柏杨捐赠的机构很多，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学校、文学馆。除了凭借20年的感情基础，为了让柏杨夫妇放心，周明先后邀请张香华和柏杨最疼爱的女儿毛毛到现代文学馆参观。周明说：“我们带她们进了藏书库和文献库，这里我们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参观之后，张香华和柏杨都放心了，终于决定将藏品捐赠给现代文学馆。” 珍贵资料慷慨赠予 周明还记得，当时现代文学馆拟好了协议，寄到台湾给柏杨签字。协议寄到了，但柏杨当时病得严重，不能起床，不能写字。张香华将此情况告知周明后，周明说：“不着急，等他好了再说。”这一等就是半个月，终于有一天，柏杨可以坐起来了，张香华请他看过协议后，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签了名。柏杨几乎将所有的收藏及文献资料中的重要部分都捐赠出来。11745件文物文献资料，被装满了56个箱子，其中包括柏杨本人著作的各种版本491册以及《柏杨版资治通鉴》手稿的复制件40册、狱中手稿34件、日记12本、柏杨书信2244件、名家书法字画21幅等。 临别依依盼回大陆 2006年12月，周明带队前往台湾，在柏杨家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代表现代文学馆接受柏杨的捐赠。临回大陆前一天下午，周明去柏杨家辞行。看到周明来了，正卧床休息的柏杨坚持要起来跟他说话。张香华劝说未果，不得不为柏杨穿衣戴帽、围上围巾，让他插着鼻饲管，“全副武装”地坐着轮椅来到客厅。柏杨对周明说：“我的根在大陆，我把东西捐赠给你们，是友情不是人情，友情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再回大陆呢。”说完，柏杨的眼睛湿润了。被推回卧房时，柏杨突然回头，举起右手向周明挥了挥。周明说：“我当时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柏杨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夏琦） 大陆文化人谈柏杨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作家)： 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先生，早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杂文，文笔犀利，时有新见，振聋发聩，世人瞩目。先生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灵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甚至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柏杨先生名闻遐迩，著作等身，我却只读过他的《读通鉴·论历史》，即《柏杨曰》。此书给我启迪甚多，尽管我并不全部同意书中的结论。我完全赞同的，是柏杨先生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看历史，如果仍然采取1000多年或者300多年前的看法，那就“无疑的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和良知的无能”。我以为此言至今仍有警世的意义。 柏杨大事纪 1920年，出生于河南。 1931年，进入河南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 1937年“七七事变”，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 1939年与艾绍荷结婚，同年父亲病逝于开封。 1949年，在上海遇见恩师吴文义，并随其到台湾。 1960年，开始以笔名柏杨在台湾《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 1968年，因在2月1日所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将“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 1972年至1976年，被囚禁于绿岛感训监狱。 1979年，狱中的著作《中国人史纲》出版。 1985年8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中国人史纲》则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1993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部完成，平装72册，精装36册。 1995年，《柏杨回忆录》完成。 2008年4月29日，去世。

他和蔼可亲　他宽厚仁爱
杨克敏含泪追忆大舅柏杨

作者: 赵月琴    2008-05-06 10:09:20    来源: 汴梁晚报
柏杨在台病逝后，他的外甥女、准堤街小学退休教师杨克敏始终沉浸在悲痛中。连日来，她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大舅柏杨的崇敬与思念。于是，她把电话打到本报编辑部，想说说她眼中的柏杨。昨日上午，本报记者采访了杨克敏。

60岁的杨克敏从教多年，早年看《丑陋的中国人》时，只觉得作者是个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和柏杨还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记者面前的杨克敏长相与柏杨确有几分相像，与柏杨的大女儿郭素萍就像亲姐妹。她说：“我长得像我妈，我妈又和大舅最像。”说起大舅的点点滴滴，杨克敏禁不住满眼泪花，几次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昨天上午，她特意给新乡的大表姐郭素萍打电话，请即将赴台奔丧的表姐捎去她的思念之情。

杨克敏的母亲、小姨和小舅是柏杨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杨克敏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总是见老人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暗自垂泪，问她原因，老人又不肯说，直到有了大舅柏杨的消息才揭开谜底，老人是想念亲人想得夜不能寐。

海峡那边的柏杨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土和亲人。上世纪80年代，柏杨托人刊登在中央媒体上的一则寻亲启事被杨克敏的侄女看到了。侄女拿着报纸问家人：“这找的是不是奶奶啊?”一联系，果然是。就这样，在柏杨的坚持和支持下，杨克敏早年流落江苏的小舅、去了黑龙江的小姨一一被找到。

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1994年夏天，柏杨特意回大陆寻根会友，这是一次纯粹的亲情之旅，柏杨没有安排任何社会活动，用了一个星期与家人叙旧。几十位亲人团聚在郑州中州宾馆，再相见，已隔沧桑数十年，大家拉着手，抹着泪，哭了笑，笑了又哭，诉不尽的相思苦。

杨克敏说，她对大舅有说不尽的感激，是大舅让家人离散几十年后又团圆，让老人们得到心灵的抚慰，晚年享受到亲情的温暖。特别是自己的母亲，小姨曾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而投奔姐姐家，而母亲却无力收留她，小姨一走杳无音讯，母亲常说，如果找不到小姨，她会愧疚一辈子，死也不会瞑目，是大舅帮母亲了却了心愿。

为了方便联系，大舅给每个弟弟、妹妹家都装了电话。杨克敏记得很清楚，当时私家电话还很少，电话初装费就要好几千元。有了电话，家里时常能听到海峡彼岸的声音。大舅总是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询问家人的情况，谁家有难处，他还慷慨地提供经济帮助。大舅的心里装着每一位亲人，他经常寄来包裹，都是些稀缺物品，但更多的是他的著作。福建东南电视台每晚的《海峡两岸》节目也成了故乡亲人最爱看的节目，节目里，家人多次看到了有关柏杨的消息。

在杨克敏眼里，大舅是一个身材伟岸挺拔、说话和蔼可亲的长者，他胸怀坦荡，坚韧不拔，他的那句经典语言“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最能表现他的气节。

杨克敏说，大舅虽然不在了，但亲情的福祉已在晚辈心中扎根，大家经常联络，相互帮助，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她说：“我敬佩大舅，我为他骄傲，我要像他那样，做一个淳朴善良、坚强正直、宽厚仁爱、热爱和平、热爱家乡的人。”

上初中时就看到了柏杨著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时知道他根在河南，与开封有很深的渊源，真是觉得又敬仰又亲切。

转自《联合早报》（2008-05-06）
文/ 王龙（石家庄） 作者为中国大陆资深时评人


　　柏杨先生算是幸运的，当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台湾各界纷纷开展纪念活动，大陆传媒也出现了追思热潮。以针砭社会著称的柏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有过毫不留情的批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但没有被人们当作“汉奸”，最后却成了“英雄”，这种现象实在少见。

　　柏杨是传奇人物，一生历经了现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宁的变迁。年轻时凭一腔热血誓言“为领袖死”，中年因“假事自诬”被投入大狱，暮年独立于台湾现行体制之外，写下“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感言。他本人很长一段时间在台湾被称为“活鲁迅”，主要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一直被海外华人誉为“最有价值”的畅销书。其中，《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以强力的鞭挞和无情的揭露，撕开了中国人普遍伪善的一面。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对5000年文明史进行了颠覆性批判。

柏杨式批判的特征

　　许多人认为，柏杨之所以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同，一是他从不曲笔阿世，敢于说真话；二是他的文章始终洋溢着正义激情，与鲁迅的精神一脉相承。这样的评价是否准确另当别论，蹲过十年大狱的柏杨自然知道应该怎么说真话。也许，在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判上、在以杂文为战斗武器方面，两者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鲁迅与现代文化相伴而生，既是奠基人也是批判者，所以一直处于历史文化的坐标地位；相对而言，柏杨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历史的沉重，他的形象很单纯，不过是个有点顽皮，有点刻薄。

　　读过柏杨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的批判点都是集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现象上，没有鲜明的道义感。行文方式朴素而自由，文字诙谐而率真，与那些被意识形态固化的作家相比，他没有把芸芸众生的问题提高到精英社会层次去感受，反而把一些貌似高尚和庄严的问题拉到了人性角度审视。因此，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显宏观，形成了“柏杨式批判”的特征。比如，他在《反撞大同盟》中说，“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他称赞美国是个让中国人自惭形秽的礼仪之邦，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美国人遵守交通秩序。这样的“批判”很有个性，毫不掩饰自己的以偏概全和避重就轻，倒让人感觉煞是可爱。

却又离不开传统文化

　　在中国，做一个说真话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虽然历史上不乏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总体上，除了一些像魏征那种“奉旨谏言”者和江淹那种善于虚美的文人，能够得到上司赏识而善终的几乎没有。以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观察的透彻程度看，某种意义上的《丑陋的中国人》与其称作“犀利”，倒不如说更像个鸡毛掸子，因为他的“批判”精准到了只打扫某个灰尘颗粒的程度，对导致产生灰尘的现实问题从来避而不谈。李敖曾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称之诡诈圆滑，行事首鼠两端；其最后一任太太形容他看似愤世嫉俗、尖酸刻薄，实则是个乖巧谨慎、周旋于前房后房之间的男人。

　　据说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很清醒，他时常有意让自己的写作平民化，这大概是他的杂文富有感召力的原因所在，也恰恰是他“诡诈圆滑”之处。他抨击“脏、乱、吵”的陋习，痛斥传统文化为生蛆的酱缸，对诸如此类的现象表现的可谓声色俱厉。而事实上这样的“丑陋”早已为天下人共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丑陋”的一面，他所义愤填膺的不过是些鸡毛蒜皮、可有可无的小事而已。尽管如此，人们缅怀柏杨的理由也很多，其中最主要一条却没人说，人们爱戴他仅是因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批评家实在少得可怜。

　　实事求是地说，柏杨是个世俗社会批判者，也是个世俗社会的践行者，就像他满口不离传统文化又时刻在痛骂传统文化，临终前也没有忘记让马英九找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由此可见，中国人共同的弱点在他身上同样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才是个真实的柏杨，而这样的柏杨显然不是中国人所需要的。当然，在为一个人盖棺定论时应该厚道，中国社会能够接纳并隆重纪念一个批评家，首先是文明的进步。